按艺术家的生年顺序叙事，一为艺术史研究之传统，二可得历史面目之清晰。但也有因此旧习而受到局限的，如丁辅之。他是西泠印社的首创者，地位极重要，然而其时他非常年轻。按生年排序的惯例，只能在此列为重点叙事对象。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丁辅之、叶为铭、王福庵等几位朋友相聚于西湖孤山之人倚楼消度长夏。大家在研讨印学的过程中，想到把各自收藏的古今印章汇集成谱，俾便取资借鉴。丁辅之首先提出创设印社之倡议，在场者都叫好，叶为铭集众人意见修书一封寄往上海。吴隐闻之，当即来到杭州，积极支持并怂恿成立印社。 众人捐款，印社于是有了第一笔活动经费。丁辅之不但捐了款，他还捐出了丁家在西泠孤山一侧的一块祖产之地。丁辅之乃是杭州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他有权处理丁家财产。此举令众印友大为敬佩。年龄稍长且文笔不错的叶为铭执笔写道：“昔乾嘉盛时，则有丁龙泓、金冬心、厉樊榭结吟社于先，钱叔盖、李节贻、释莲衣立解社于后……同人等才惭刻鹄，技陋雕虫。鸟篆蜊文，莫参心画。秋蛇春蚓，自笑指柔。然而尚论前贤，未坠景行之志。盱衡当世，弥殷攻错之求。爰集石交，创兹印社。”（《西泠印社成立启》）这是为成立印社向杭州府打的一份申请报告。这几位青壮年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印人。当时他们尚未意识到成立印社的历史意义，也绝对想像不到百年后西泠印社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艺术社团。 成立印社要制订立社规约，这几位年轻人拟订社约为：“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关于研究印学，《社约》写道：“本社以清初黄山诸家及西泠八逸为最备。同人各有所藏，兹合议于每年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以资眼福，而助清兴。本社收藏各印，均分门别类，附拓旁款，精印成谱。如有同好，尽可到社索阅，藉获观摩之益。”（《西泠印社成立启》） 要筹建社产必须得有大量资金，吴隐义不容辞地去上海发展业务。后来他果然以石潜印泥和出版印谱赚到了银子，将邻近之地购下，与丁辅之捐出的祖产连成一片。营建房屋需要设计师和监理人，叶为铭默默承当了守望者。他不仅自己日夜看护着西泠孤山，还请他擅长建筑设计的表弟为印社义务设计了许多楼台亭阁和附属建筑。这些结合自然，融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建筑物不啻为西湖增添了美景，后来也得到了古典园林建筑大师陈从周的高度赞赏。 收集印学资料亦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活动。为了更好地研究前辈印人的历史与艺术成果，丁辅之在收集历代印谱的同时，他又倡议建立一个供奉先贤的场所。从成社之日起，他越十载之功，遍访印人遗像，得28位对印学印艺有特殊贡献的先贤画像。丁辅之遂一一述其事迹配以传赞，按年次编摹上墙，求形容于仿佛。大功告成之日，来访者在仰贤亭内面对济济一堂古人，皆盛赞此为艺林壮举也。 印社欲扩大社会影响，还要遴选一位最合适的掌门人。四君子公推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为社长，这表现了他们不为私利所蒙蔽的高尚情操。事实证明，此举意义深远。推举深孚众望的吴缶老来执掌印社，不仅贯彻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印社宗旨，同时又借助缶老的号召力，为开展印学研究，发展社员，提高印社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丁辅之（公元1879－1949年），名仁，字辅之，号甫叟，以字行，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丁辅之的祖上为杭州有名的大藏书家，名其藏书之所为“八千卷楼”。 丁辅之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受父、兄督责刻苦治学，并游猎诸艺，于古文诗词、金石书画、收藏鉴赏无不精通。丁辅之治印源于家学，其取法一为模仿浙派诸家，一为宗法古玺汉印。前者“福德长寿”从赵之谦，“剑胆琴心”出徐三庚。后者“宗成之玺”为古玺，“文俊私印”为汉玉印。亦偶作小篆细朱文、元押等印式。丁辅之精究金石，因而其学术亦影响到刻印创作。他如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治印，特别讲究“印外求印”和“印从书出”。如“简园珍藏”印之边款，他言明“取法在六国币”。丁辅之所作边款亦极有特色，多借魏碑之形出之，自谓其取法之字极奇伟。 丁辅之于甲骨文书法也别有造诣。甲骨文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虽应用于商代，但直至晚清才为学术界所认识。将甲骨文引入书法，丁辅之功不可没。除了以甲骨文挥写诗文外，他还有专著《商卜文集联》和《商卜文集存》等行世。以甲骨文长篇书写诗文，用笔爽捷老辣而锋颖犀利，结构方正稳健而灵动多变。特别是其起笔凝重而收笔迅捷，以表现一种锲刻之势，生动地展示了甲骨文那种奇谲瑰丽之美和威猛森严之势，令人味之无极。而诗后作为释文的小楷，亦运笔秀逸儒雅，结体严谨和谐，深得《灵飞经》之神韵。 丁辅之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但这个家族似乎并没有人走上仕途。作为长房长孙的他固然可以豪情勃发时将祖产赠于印社，但日常生活还是要靠他赚钱维持的。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丁辅之早年即以鬻印为生。他平生最敬仰丁敬，曾得赵之谦为其外祖父魏锡曾所刻“鹤庐”印章，因喜欢自己也仿刻了一枚。说来也是缘分，丁辅之后来竟又得丁敬所刻“鹤庐”之印，他于是改号“鹤庐”。作为后辈印人的丁仁和浙派开山之祖丁敬并无宗族关系，但丁辅之曾取号“小龙泓馆”，系从丁敬之“龙泓馆”而来。外人常以为丁辅之即丁敬后人，他也乐于混淆这层关系，为的只是多接些刻印活儿。 丁辅之出生于藏书之家，少承家学，各种珍本善版见之多矣。丁辅之于古籍的鉴赏独具慧眼，对书版之美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移居上海后，他也像许多文化人一般，得闲就去福州路的书店走走。观书既多，丁辅之得出雕版翻刻古书费工费时，用普通铅字印刷却欠美观，而影印又难得清晰……一道灵光闪过丁辅之的心头，现代铅字的排版印刷既然可以印黑体、宋体和楷体，为什么就不能仿照最佳的宋版书浇铸一套仿宋体呢？想到此丁辅之激动不已，他从福州路跑回家中，与其弟善之商量。丁善之也说可行，两人便共同埋头研究。 他们先参观印刷厂，了解了活字排版的整个流程。他们再参观铸字厂，了解了刻模铸字并掌握了浇铸铅字的工业标准。 历时五载，丁辅之兄弟终于研制成可用于印刷的标准的方形仿宋体铅字，后来又研制出长体夹注字模及各级字号的仿宋体字模。始终关心实验的好友王福庵看出了此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他建议丁氏兄弟成立一家书局，用这套字模印刷珍本古籍。丁辅之于是创立了聚珍仿宋印书局，与其弟将新字模排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新书上市，其古式古香的版面受到了文人的一致好评，其低廉的书价又让广大市民购买踊跃。丁氏兄弟的实践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然而，过度的投入让丁辅之染上了眼疾，视力下降影响了此后的篆刻创作。丁辅之刻印较少的真正原因应在此处。 以仿宋体印刷旧体诗集的成功引起了实力雄厚的中华书局的注意。总经理陆费伯爱其字体精雅，可媲美明清翻刻仿宋善本，乃与同人商议辑印《四部备要》，就选用丁辅之兄弟发明的这套字模。中华书局预备了三套方案，一是请丁辅之兄弟以所发明之仿宋体字模和全套印刷技术参股，二是买断此项专利，三是买断专利但仍请丁辅之主持其事。见中华书局商谈诚恳，丁辅之见而称善，选择了第三套方案，遂举版归之。他得到了巨额专利费，又被聘为中华书局聚珍仿宋部主任。三年之后，《四部备要》陆续面世，颇获海内外士人好评。后又以此套字模排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皆获读书界文化界的肯定。一位传统的旧文人偶然对中国印刷出版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只能说是近代历史给予了他机遇而他又抓住了这一机遇。但当聚珍仿宋版图书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丁辅之辞去了主任职务，他只担任了《四部备要》这部类书出版的主编。说主编有点言过其实，是书早已编好，丁辅之只是主持这项出版工作而已。抛弃了所有杂务，他这才重新有时间回归他所钟爱的印学研究和收藏古印活动，并且对西泠印社的事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此时传来《汉三老碑》将被奸商盗卖的消息，丁辅之即将此事告知吴昌硕，由吴昌硕出头集巨资以赎回这块在南方极为难得的汉碑。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咸丰二年说起。余姚周世熊在自己家园里掘得一方石碑，碑额已损缺，但碑文完好。经金石学家鉴定，这是东汉建武年间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浙江境内所发现的唯一完整的一块汉碑。随后，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方若雨的《校碑随笔》等多种碑志笔记中均有著录。后周氏家败，毁于战火，此碑被盗运至上海，时有日人以重价欲购此碑。国宝即将流往异域的消息让浙江士人焦急万分。家居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在社长吴昌硕的号召下，由丁辅之等人联合浙江同乡奔走相告，发起了书画篆刻作品的义卖。当时为赎碑而发布的募捐公启中谈到，浙江汉碑极少，倘《三老碑》流失域外，实是中国人之耻辱。最后提出筹款办法是，除浙籍官、商、绅捐助外，由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各捐书、画、印谱十件，古画三十件，举行义卖。通过社内外同仁一致协力，不久即聚八千银元巨款，将碑购下并运回杭州，在西泠印社观乐楼前筑三老石室，将汉碑慎重贮藏陈列。《三老碑》的赎回存社，是西泠同人实践社旨“保存金石”的一件壮举。吴昌硕为此专门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志其事始末。 此后，丁辅之斥资在西泠孤山建造鹤庐，以充众用。他回杭州时偶得白堤锦带桥旧石栏，亦贡献于印社，移架闲泉文泉之间。他听说九曜山之阴获石似人形，即亲自前往踏勘。见其石果然俱有人形且石质上佳，当即购下，不辞辛劳移入西泠，命石工刻造丁敬石像，置于汉三老石室旁。后来又得佳石，丁辅之捐资刻造了邓石如石像。除前文提及的仰贤亭壁间二十八印人画像，还有四照合壁间的丁敬诗刻，题襟馆壁间的丁敬《砚林诗墨》刻石，皆经他多方搜辑，约请高手摹勒而成。今题襟馆后石坊联“石藏东汉名三老，社结西泠纪廿年”，圆石桌铭“龙泓印学开南宗，一灯相续传无穷。二篆八分校异同，和柙如座春风中”皆为丁辅之所撰。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西泠印社已成为西湖边景色最佳处。一时往来印人不绝，要求入社与愿意出资赞助的为数不少。修复柏堂，起造竹阁、福连精舍、鸿雪径、规印崖、缶龛、华严经塔、三老石室等等，使印社范围内楼台亭阁与依山傍筑的园林景色更趋完美，渐次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印社园林。“社之景以阁为主，全园环此而筑，远眺近观，俯仰得之，耐人寻思。造园有天然景观，有人文景观，两者兼有者，湖上唯此而已，所谓高度文化之景区也，宜其永留不朽也。”（《西泠印社九十年·印社说景》） 集藏“西泠八家”的印章是丁氏先人的另一件功劳。丁辅之之孙丁利年撰文称：“其太祖父丁申及太叔祖父丁丙开始收集乾嘉年间雄霸印坛的丁敬印章72方。其曾祖父丁立诚开始增收黄小松、奚铁生和蒋山堂的印章，合成西泠四家。后又增添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和钱叔盖。至祖父丁辅之继续增补至500余方，遂合成《西泠八家印谱》。其中，单丁敬的印章就搜集到100方有余，遂有‘百石斋’或‘百石斋丁’之谓。”丁辅之的收藏还不限于印章，兼及浙派诸家之字画、书信、印谱、书籍等等。丁辅之之父丁立诚亦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西泠印社志稿》中有传，文为：“丁立诚，字修甫，号慕倩，晚号辛老，钱塘人。光绪乙亥举人，官内阁中书，以藏书闻海内。所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著有《槐吟稿》。” 丁辅之所梓印谱甚多，皆有名于时。自刻印谱中，以1910年之《鹤庐印存》为最重要，共四册为一函。辑录前贤印谱中，以《西泠八家印选》最为重要。丁辅之于印学之外，其书画诗文皆享有时誉。 1949年9月，丁辅之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0岁。其遗著有《西泠八家印选》、《秦汉印谱》、《杭郡印辑》、《悲庵印》、《商卜文集联》、《商卜文集存》等行世。并与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合辑《丁丑劫余印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