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再论从装烧工艺的角度
2. 南山商代窑址
南山窑址共揭露3条窑炉，均修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主体包括火门、火膛与窑床等几部分，属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窑炉[17]（图二）。
Y3保存最好。斜长7.1、最宽处2.2米，坡度15°～21°。火膛位于窑床前端中部，纵向（与窑炉同向）长方形，后端与窑床相接位置急收，但未形成断坎。窑床底部为不平的青灰色烧结面，不平处使用较粗颗粒、带有砂性的土铺垫而成，垫土比较松软，其中在窑尾处垫得比较厚以使坡度增大。
Y2的保存状况及结构与Y3基本一至。Y1保存状况不佳，仅存一个红烧土烧结面，窑底面等均已破坏。但该烧结面较厚而平整，明显是经过人工平整铺设而成，且较Y2的底部垫土更厚、更平整。
南山窑址的3条窑炉均呈斜坡状，要将器物放置平稳，至少需要以下两种不同的放置方式：第一种是Y3这种铺设土层较少、甚至基岩暴露无遗的较硬窑底，器物必须在朝向下坡的一侧支垫才能平稳，从考古出土原始瓷标本来看，这一时期的衬垫物并不是十分严格，既有用大块的窑渣的，也有用较粗的砂粒的；第二种，是直接放置在窑底，朝上的一侧插入铺垫的土层中，使用这种装烧方式的有Y3窑床后段铺设土层的部位以及Y2与Y1整体窑炉，南山窑址许多豆的豆柄圈足底端一侧呈月牙形生烧，就是此种装烧方式所造成的（图四）。
3. 竹林坑西周窑址
武夷山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均为西周早期，其中竹林坑一号窑址经过发掘[18]。清理窑炉1条，属洞穴斜坡式龙窑，分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火膛与窑室之间有较高的断坎，窑室斜长5.2米，坡度约20°，烧结层较厚。窑室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烟道，呈斜坡状通向地表，后部则直接呈斜坡状通向窑尾工作面，未见烟囱或其他排烟设施。火道坡度约13°，窑室中段窑底坡度约18°，窑室后段晚期窑底坡度23°，早期窑底坡度约26°（图五）。产品主要是各种器形的原始瓷豆，从残存完整的豆柄来看，亦常见足端一侧生烧的现象（图七）。
4. 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窑址
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遗址[19]。发掘揭露窑炉3条，均遭破坏，仅保留窑床的窑尾部分，坡度约16°，底部均铺呈灰黑色的细砂层。烧造技术上，未发现支烧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极厚的砂层，当为直接将器物置于窑床上，原始瓷器物底部一侧生烧的情况十分明显（图八）。
5. 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
原始瓷窑炉发展到战国时期，已比较成熟，德清亭子桥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共揭露窑炉3处7条，结构基本相同，均为斜坡状龙窑。其中保存较好的Y2斜长8.7、宽3.32～3.54米，窑底斜平，坡度不一，以中段最大，达17°，窑床底部铺细砂，厚8厘米左右。火膛位于窑床前端，低于窑床36厘米，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图六）。[20]
这一时期在装烧上开始使用大量的支烧具，多呈筒形（图九）或上小下大的喇叭形。一些器物使用特殊的支烧具，如三足器使用带三孔的覆盘形支烧具，句鑃使用带方孔的筒形支烧具等。由此带来了原始瓷质量的巨大飞跃，尤其是重点烧造的大型礼乐类器物，通常通体烧造火候均匀，而基本不见底部一侧或整个底部生烧并粘结大量粗砂粒的现象（图一〇）。然而一些小型的、碗盘类的日用器上，仍旧使用直接放置于窑炉底部的装烧方式，并且普遍多件叠烧，因此其底部通常或整体生烧而朝向上坡的一侧更严重，或仅朝向上坡的一侧生烧。
长山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位于亭子桥窑址东面不远，窑炉结构、装烧工艺、产品面貌与亭子桥窑址基本一致。
通过对夏商至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已发掘原始瓷窑址的梳理，可以确定这一时期装烧工艺的基本特征：均使用斜坡状的龙窑烧造，在战国大型的支烧具出现之前，为了在斜坡上将器物放置平稳，一般是在窑底铺砂土或细砂，器物朝向上坡的底部通常插入砂土或细砂中。由于这一时期仅由火膛提供火力，没有投柴孔、窑门等火膛移位技术，因此朝向火膛的下坡温度较高，而朝向上坡、背向火膛的温度较底，尤其是插入砂土中的足端，通常形成生烧现象。而这种足端生烧现象，是战国大型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最具特征的装烧痕迹。进入战国以后，由于大型支烧具的应用，尤其是在高等级礼乐器上的使用，这种器物足端一侧生烧的现象基本不见，通体烧造均匀。
三、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装烧工艺分析
2018年11月，位于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时至目前展品最多、来源最丰富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大展，除了浙江地区出土的大量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器外，来自于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山东诸省的众多先秦时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集中亮相，包括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墓地与妇好墓、黄陂盘龙城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沣西张家坡墓地、鹿邑长子口墓、平顶山应国墓地、藤州前掌大墓地、湖北叶家山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等，基本涵盖了北方地区或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出土原始瓷与印纹硬陶最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与墓地，其有原始瓷器42件[21]。
这42件原始瓷中，豆19件，占绝大多数；尊15件，其中大口短颈折肩尊11件、长颈喇叭口圆腹尊2件、鱼娄形尊1件；罐7件，其中大口圆腹小平底的大型罐3件、小口圆腹带圈足的小型罐4件；簋形器1件。
由于装烧工艺的痕迹主要保存在底部，这42件器物的底部特征见表一至表三。
从以上42件原始瓷来看，除5件豆与1件尊因底部不完整而不能确定其装烧痕迹之外，其余36件器物，无论是圈足器还是圜底器，足端一侧均存在着生烧的情况：有的生烧明显而整个圈足釉不佳，一侧足端生烧更明显；有的包括圈足在内均烧造较佳而仅一侧足端略呈生烧的土；还有的介于两者之间，一侧生烧无釉，另外一侧釉较好。这种复杂性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窑炉技术的不稳定和窑温有较大起伏情况是吻合的（图一一～一八）。
四、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分析
从以上42件原始瓷中能明确装烧痕迹的36件器物来看，均存在着足端一侧生烧的情况，这种装烧痕迹与南方战国时期支烧具出现之前斜坡状龙窑中烧造的器物足端痕迹完全一致，因此可能明确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均是在斜坡状的龙窑中烧造而成的。
而目前的龙窑均发现在南方地区，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包括烧造原始瓷的浙江瓢山窑址、南山窑址以及福建烧造硬陶与着黑陶的猫耳弄山窑址，由此可以确定，龙窑的出现是伴随着原始瓷与硬陶等高温陶瓷器的出现而出现的，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在浙江地区，从夏商时期开始，经两周、秦汉六朝，直至唐宋时期，这一龙窑烧造技术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与成熟过程，至少可以说浙江地区是龙窑最重要的起源与成熟地区，龙窑技术是南方地区最具有特色的窑业技术。
北方地区烧造高温陶瓷器的窑炉迟至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才出现，并且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均是馒头形或马蹄形的窑炉。如安阳戚家庄发掘的两座隋唐时期窑炉，Y2为烧造瓷器的窑炉，半地穴式，由窑道、火门(包括灰道口)、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五大部分组成。窑道北接火门，呈长方形竖坑，前半底部为坡形，后半底部平坦。火门北接火膛，长方形，上部微拱，门顶部与火膛上弧形坡顶下沿相接。火膛南接火门，北接窑室，近似三角形。东西横宽2.1、南北长0.8米。火膛底部距窑床面高0.65米，拱形顶，底部平坦，表层为青灰色烧结面。窑室南接火膛，近似方形，南北长2.07、东西宽2.18米。窑床呈方形，表面经火烧烤后呈青灰色烧结面，厚0.02米，其下红烧土厚0.08米。再下为生土。烟道直通后面的烟室，烟室呈椭圆形直筒状[25]。这种窑炉底部不铺砂，不倾斜，器物直接放置于窑床上，不会出现一侧生烧及粘砂的现象。
因此从南、北方地区的高温陶瓷器烧造的窑炉技术传统与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原始瓷装烧痕迹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是由南方地区烧造的。
另外，这种足端一侧生烧的情况在南方战国之前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上亦普遍存在（图一九），而非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与南方窑址中原始瓷产品上独有。
下面再简单讨论一下安金槐与孙新民所提出的作为原始瓷北方产地说的最主要证据：生烧与变形情况。
实际上这种生烧与变形器物在南方的遗址与墓葬中广泛存在，尤其在夏商时期的遗址与墓葬中，比例非常高：龙游寺底袁M18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几乎每件都严重变形（图二〇）；湖州下菰城夏商时期城址中出土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生烧的比例亦相当高（图二一）。北方墓葬中出土的生烧原始瓷亦非郑州商城所独有，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一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M86:0181）完全生烧而没有釉[26]。
原始瓷是伴随着环太湖地区自良渚文化复杂社会崩溃之后，在马桥文化时期社会再复杂化进程的出现而出现，从整个先秦时期的原始瓷窑业发展过程来看，其几次发展高峰均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战国的越国时期，达到了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原始瓷发展亦进入了最鼎盛时期。而北方地区先秦时期的原始瓷均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中，尤其是西周时期，凡出土原始瓷的墓葬，都是随葬大量青铜器的高等级墓葬。因此先秦时期的原始瓷，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地区，都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物。这说明原始瓷（包括印纹硬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发明，而在技术初创的夏商时期，变形与生烧比例相当高，但此类器物因其较低温陶器的巨大技术进步及其稀缺性而被当成正品使用，随着两周时期烧造技术的提升与改进，生烧与变形的比例逐步降低，无论南、北方的墓葬还是遗址中出土此类器物的比例也随之降低。
从以上窑业发展的进程、原始瓷的地位与意义诸方面，说明郑州商城中出土的这种生烧与变形原始瓷器，并非是窑址中丢弃的废品，而是作为正品使用的器物。孙新民作为窑址证据的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下腹部有窑粘的尊，虽然出土时完全破碎，但拼对后几乎完全不缺，这在窑址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件器物并非是窑址中的废品，而是作为正品出现在使用地的[27]。
因此，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北方说”的证据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