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罐高25.5、直径23厘米，系海外回流珍品，日本藏家旧藏，带日本原装木盒。

器盖平顶，直口，圆弧盖面以八棱均分，剔刻绶带八宝纹，口沿刻饰回字纹。器身直口，短颈，弧肩，鼓腹，胫部微束，暗圈足，内底凹，外底圜，为拼接底。自口至足以直棱均分成八个面，颈部刻如意云头纹，腹壁上下刻饰俯仰相对的蕉叶纹，腹壁主体剔刻两组折枝菊花和折枝荔枝，间隔以写法不同的四个繁体“龙”字。白胎略泛灰，胎体厚重，胎质坚密，釉色青绿，质感光洁温润。盖内口沿及罐身唇口、足端刮釉，其中唇口与盖内沿的支烧点痕迹完全吻合，说明盖子和罐身套烧，一体烧成，所以盖子与器身的釉色高度一致，几无色差。

此类盖罐无疑从宋元龙泉窑中常见的荷叶盖罐发展而来，但至明时，胎釉特征、装饰风格及烧制工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妨作一简单梳理，荷叶盖罐最初以荷叶式盖子为突出特征而得名，宋元时多光素无纹，或只以出筋条棱为饰，元时也见有腹壁装饰海水龙纹者，如上海市南汇区出土，现藏于上海市文管会的“元青釉贴刻花龙凤纹荷叶形盖罐（通高28.6厘米）”，在腹壁贴饰行龙，盖面贴饰翔凤，是较少见的例子。此外，较为常见的还有一种胫部刻饰窄莲瓣，腹壁主体刻饰花卉纹的盖罐。这类盖罐在烧制时间上大都被定为元代，这与荷叶盖罐被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品种不无关系。实际上，断为元代缺乏可靠的依据，从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相关标本来看，莲瓣纹刻花盖罐的时代主要集中于明代早中期。结合传世品及相关考古资料来看，明代龙泉窑仍大量生产盖罐，多数胎体厚重，纹饰繁缛，或以缠枝花卉为主的横式布局，或自盖至足均分为多个装饰面，以折枝花卉为主的纵式布局，部分罐盖的式样已不再作边缘起伏的荷叶边式，而简化成圆边或如本品的直口边。

与宋元相比，明代龙泉盖罐的最大特色是纹饰精美，修饰性强，如本品折枝花果绶带八宝纹盖罐即是一例杰作。该器自盖至足，共六层纹饰，八棱而下，纵横交织，井然有序，既有主次，亦有疏密，还有对称呼应，颇有“规矩”。工艺上，暗刻与剔刻相结合，使图案的主次更加分明与立体。构图上，既以直棱形成装饰单元，又巧妙利用直棱为蕉叶纹的叶脉，而蕉叶纹的轮廓线又构成花瓣形开光；盖面虽亦有八棱间隔，上下端更进一步剔刻成弧形，既显工整，又与凸棱形成新的图案。条棱的运用既使装饰格局井井有条，又灵活多面，形成一环套一环的巧妙布局。

历史地看，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手法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花、模印等凌驾于釉色之上的装饰手法。明初龙泉官窑器则恢复刻花传统，以深邃的刻花来对抗厚釉，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官窑器的刻花不仅耗时耗工，成品率也很低，从我们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大量龙泉官窑标本来看，烧成后刻花变模糊的不在少数，也只有官窑器才能如此不计工本。相比之下，如本品盖罐的剔刻法可以说是明早期官器刻花的进一步发展，其具体烧制时代主要是明代中期，此从大窑枫洞岩窑址明代中期地层出土的相关标本中可得印证。剔刻法纹饰轮廓清晰，线条有力，具有浅浮雕般的修饰效果，尤其契合胎体厚重，器型硕大的一类器物。而如本品的八棱式构思布局则主要也是便于剔刻法的运用。类似纹样装饰风格除盖罐之外，还见于同时期的执壶、梅瓶、石榴尊等。

明龙泉窑青瓷八角酒会壶

类似本品盖罐的传世品非常少见，其中较为接近的一例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的“明龙泉窑青瓷八角有盖壶（酒会壶，通高41厘米，）”。此外，这类盖罐见有“美酒清香”四字饰于腹壁者，可知其用途为酒器，以其容量，造型风格而言，或即为“酒海”一类。